在生和死之间感受生命的温情

作者：李艳

延安市人民医院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学人文》杂志编委、叙事医学工作委员会委员

案例场景二：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助理医生与贝宁谈论他对肿瘤的痴迷和对研究肿瘤的热爱，使得贝宁产生了强烈的共情。

其实杰森作为年轻的医生来说，莽撞、自我、直接，并不具备叙事医学的意识和能力，也没有起到叙事医学相应的正面作用。譬如：在第一次给贝宁进行妇科检查时，因为忘记叫陪同护士而让贝宁在检查床上暴露隐私部位的情况下尴尬地等待，尽管此前他了解了贝宁未婚未育且没有过性生活的情况；杰森的每次例行检查都机械、重复，不会有意照顾和安抚贝宁的情绪；甚至在谈论为何要做肿瘤医生时很是兴奋，表现出对肿瘤自由飞速生长的好奇与征服欲，全然没有顾及这肿瘤就长在了贝宁的身上。但他与贝宁谈论为什么选择肿瘤医生这个职业的那次谈话，却意外地达到了叙事医学的功能和效果。因为贝宁似乎在杰森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对学术有着同样的偏执和热情，但对待别人却都很自负和冷漠。——有学生在课后向贝宁请假，贝宁直接问是不是有亲人去世，对方说“是”后却坚决拒绝了。能在杰森身上看到自己、审视自己，这对患病的贝宁来说是种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种身心的成长。

当然，这次的对话是极其有意义的，因为也潜在地影响了杰森。杰森从最开始没有感情的例行检查（无感），到后来给护士长夸赞贝宁的学术厉害（认可），再到最后一次抢救时知道贝宁是拒绝心肺复苏的态度后中断了救治（尊重）。——尊重生命本来的价值，尊重死的尊严，杰森也完成了这一改变。

案例场景三：护士长杰西与贝宁倾心长谈，第一次提出如何去死的严肃问题。

在治疗的过程中，贝宁始终是在变化的。伴随着新药临床试验过程的不断推进，她的躯体状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贝宁的两次入院治疗，使得她在短期内经历了多次身心的转折和变化：治疗 - 转归 - 复发 - 濒死 - 死亡。而濒死期到来之前，护士长杰西与贝宁在“如何去死”的问题上进行过长谈并达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共识。这次谈话其实是有条件的，需要谈论的两个人建立了深厚的、彼此信任的关系，是在医患关系之上的，是超越生死本身的。——这种良性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源于护士长杰西在照护的过程中具备超强的同理心、共情能力、接纳、怜悯、慈悲和爱，具备在临床实践中应用叙事医学的能力。

护士长杰西在贝宁情绪不安时，一遍又一遍地轻抚她，让她渐渐平静下来；在贝宁睡着的时候，帮她抹护手霜，像对待婴儿一样地对待她；在贝宁被新药物副反应折磨得备受煎熬时，多次提出需要告诉主治医生，并且第一个因为心疼贝宁、不愿意她继续遭受折磨而坦诚告知其病情状况，甚至与贝宁谈论了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她做的一切都是从患者出发，她能够在任何场景用最大的真诚来对待患者，如同对待亲人。所以，她对贝宁的照护不仅仅有护理价值，更有叙事医学在临床进行实践的参照意义。

心理学上有个词叫作“觉醒体验”，说的就是人在经历巨大的创伤或者挫折后，逐步地清醒并且找到真实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会更多地体会到生命本来的价值，像爱、接纳、包容和慈悲等这些自我内在的意识和力量被唤醒。而患癌这个过程，伴随着疾病本身的痛苦、对死亡的未知和恐惧、对自我的怜悯都会发生，是更深层次地面对内在的自我，也是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一个觉醒体验的完整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护士长杰西帮助贝宁完成了对生命更深的审视，使她对待死亡更为坦然，能够接受生和死的自然规律，也更有力量去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奈，这正是贝宁在濒死期前选择“支持 DNR”的重要原因。

“我虽只有这短暂的一眠，醒来却已然成就永生，死亡将不复有，死亡将永远消失”，约翰·邓恩的诗在影片里出现过很多次，也在每一次都实现了艺术的升华。纵观整部影片不难发现，其实叙事医学在临床中的应用较为普遍，也颇为重要，所以通过研究与分析叙事医学的运用场景，唤起医患双方对疾病、生死、临终等课题的共同思考，从而促使叙事医学在临床中更为广泛、更为科学地应用和推广。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