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楠 王仲（通讯作者）*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 102218）

    2019年是我正式成为医生的第5年，虽然依旧是小大夫，但在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我自认为已极具职业精神，已练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金刚不坏之身，这样的底气来自于初出茅庐时许多个为病人痛哭的午夜、来自于成长后共情不共感的理智，也来自于对生老病死可控不可逆的无奈接受，但还是无法摆脱患者死亡后带给我长久的职业倦怠，即便我全力以赴，即便家属全然接受。很多时候，在拉完最后一张心电图的那一刹那，我都感觉自己是踩在生的白线上，挥挥手，和他们在死亡的门关前分别，他们消散在宇宙尘烟里，而我即使耗尽心力，仍要带着没能治好她的愧疚和挫败，面对下一个患者。直到我遇到了丁爷爷。

    那是一个初冬的周末，我们科新收了一位患者。同时告诉我，他是个耄耋之年的老人，长期居住在养老公寓，本次因肺部感染入院，已在急诊进行了2天治疗，目前体温正常，一般状况良好，收住院是为了序贯抗感染治疗。

    接诊时，我发现老先生沉默寡言、不爱聊天，即便我热情相待，他也不与我多做交谈，只是闭目养神。当翻看他前次住院的病历时，我发现老先生2月前临床诊断为肝脏恶性肿瘤，已经发生了多个器官的远处转移，当时制定了姑息治疗的方案，以减缓他的痛苦为主¹。我理所当然以为，他的沉默来自于身患重病的消沉与绝望。

    当天检验结果回报，老先生感染见好，但血钙异常升高，经过一番周折，我们确认这是由晚期肿瘤造成的溶骨性转移引起，而输注唑来膦酸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治疗方法，只是治疗后会出现发烧、肌痛、乏力等流感样症状，这些不适通常在几天内消失，对身体本身没有影响。

    丁爷爷的女儿、女婿很孝顺，每天都会来送饭和陪伴。在征得家属同意并向老先生解释会有不良反应后，我们给他输注了唑来膦酸，老先生很快就出现了发热。这当然在我们的意料之内，我们对他进行了对症处理和语言安慰，当日体温虽有短暂下降，但很快又有迁延，对医生而言，我们并不担心，因为这无碍他的恢复。但我们不知道，对于得知自己病情的丁爷爷而言，就等同于死神逼近的预告。

第二天傍晚值班巡房时，护工告诉我老先生拒绝进食，已经一天没吃饭了，女儿、女婿和护工轮番劝说都没有用。由于老先生沉默寡言，因此我与他的交流仅限于每日例行查房时的询问，我对于他的一切一无所知。我疑惑于他的行为，反复追问护工是否有异常事件发生，护工肯定的告诉我一切如常，除了不吃饭，就是比从前更不爱说话。

    我走近床边，一眼就看到他平躺在床上，安静的闭着眼，身体一动也不动。听到我轻声喊他，他警觉的睁开眼，眸子很亮，看到是我，微微点头又闭上了眼。确认了他神志清楚，我询问他不吃饭的原因，老先生只是摆了摆手，说“不用”。我无法放任他绝食，又不想仅以输液了事，在确认他生命体征、血糖等一系列指标安全后，我开始努力劝说，但老先生始终不做任何回应。随着时间流逝，我内心越发焦急，既担心他的状况，又惦记着病房其他未查房的病人。就这样僵持了十几分钟，直到护士找我处理其他患者，老先生终于睁开眼，摆摆手，对我说“严大夫，你去忙你的吧，不用管我。”没等我回应，便翻过身，背对着我，面朝窗户侧躺着。老先生很瘦，我看着他用被子裹着自己，仿佛要将自己隔绝在喧闹的世界之外。我有些伤感，但我无暇处理情绪，便着手去处理其他患者。

（上篇完）